1923年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先后被杀害，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这使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战胜之单靠工人阶级孤军作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党的二大决定与其他政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次会见，商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国共采取什么形式合作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没有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开始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中心城市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利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孙中山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进行党外联合的主张，而是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合作。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在印尼爪哇的工作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正视自己在组织上仍十分弱小的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马林还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根据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开始，与会委员多数不赞成马林的建议，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共产党的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政策由最初设想的党外合作开始转向党内合作的转折点。西湖会议后，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积极推进国共合作的实现。

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传到中国，系统地阐述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再次强调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对促进国共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和策略问题作了深入阐述，为党的三大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作政治报告。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明确规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十多个重要文件。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

广州东山党的三大会址

三大的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张国焘、蔡和森等人虽然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强调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应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要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加入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主张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最后，参加会议的代表表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作出了符合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的正确决议。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把中国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它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和发展，又有利于共产党登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党的三大将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则和西湖会议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来源：统战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