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导读：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掌握全国政权、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自觉服从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建立和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三大运动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国民党统治的残余势力，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实现《共同纲领》的需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运动中经受了重大考验和锻炼，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3月，第一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出兵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将战火燃烧到中国东北边境，中国再次面临来自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抗击侵略者。最后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国内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表现了高度的反帝爱国的一致和热情。

一是支持出兵朝鲜。中共中央在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前，及时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进行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10月24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专题讨论抗美援朝问题，周恩来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与会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同意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援朝。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发表联合宣言，表示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二是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工商界分别组织了成万人、成十万人参加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示威游行。民主党派在成员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克服各种不正确的认识，并且成立宣传小组深入城乡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

三是踊跃捐献飞机大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都建立了捐献运动委员会，积极进行捐献工作。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慰问伤病员和烈军属，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上海工商界人士先后捐献飞机404架，北京工商界人士捐献飞机43架，天津工商界人士捐武器代金可购买战斗机100架和坦克1辆、大炮3门、高射炮1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以个人义演所得各捐献飞机1架。民建中央副主席胡厥文除将自己资财捐献国家抗敌之用外，还将儿子送到朝鲜前线参加战斗。

四是参团赴朝慰问。各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代表多次参加了祖国人民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和后方进行亲切慰问。1952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担任团长，由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和专家学者以及文学、艺术、新闻工作者等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朝鲜前线和中国东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美帝国主义撒布细菌的各种罪证，并代表全国人民慰问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五是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北京工商界发起了工商界巩固经济战线的爱国公约运动，号召搞好劳资关系，搞好生产，保证税收，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协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这一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推进了工商业生产，物价没有发生大的波动。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及其辉煌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进一步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组织参观土改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有关方针政策，号召各界人士同情农民、帮助农民、支持土地改革。

对于中共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大多数民主人士表示拥护和赞成。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一部分人同地主阶级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地主兼工商业者，一些人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的自身利益同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矛盾。因而，有些人流露出“和平土改”的主张，提出“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甚至还有人对土改抱有抵触情绪，说：“地主养活了农民”“江南无封建”。

为了统一认识，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代表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通过学习，不少民主人士提高了认识，表示要为圆满完成土地制度改革而努力奋斗。刘文辉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的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民。”政协会议后，各民主党派都发布了拥护、支持土改运动的指示和决议。

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还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参加、参观和视察土改工作，使他们一方面帮助农民进行翻身斗争；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受到考验和教育；既消除有的民主人士对土改运动的疑虑，又便于发现和纠正土改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土改运动中还制定政策措施，保护与农村有联系的民族工商业和上层民主人士。这更减少了土改运动的阻力，更大限度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拥护镇压反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残留在各地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匪、恶霸、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梦寐以求的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更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和进步群众。1950年在新解放区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

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坚决予以严厉制裁，纠正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对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各民主党派都表示坚决拥护，号召成员投身运动，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向群众广为宣传。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党外人士中有些人划不清敌我界限，主张对反革命分子施“仁政”，特别是有些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历史联系的人们，思想上震动更大。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1951年3月和6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关于在土改和镇反中对高级民主人士家属照顾和宽大处理的规定》，指出：对于解放前已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经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对于真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这对于统一战线和革命胜利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决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文件中规定了具体的照顾办法。

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充分协商，通报镇反情况，介绍重大案件，宣传镇反政策，解除各种疑虑。不少省市还注意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处理和评议。民主党派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积极组织成员学习和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和事实的教育，许多党外人士划清了界限，坚定了立场，壮大了革命声势，有力地支援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深入开展的过程中，1951年1月16日至25日，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三大运动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周恩来、彭真等到会作了报告。毛泽东同与会代表作了长时间谈话，李维汉作总结报告。

毛泽东强调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视察土改运动，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

毛泽东还指出，对于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共同前进，决不能置之不理。会议提出，当前统一战线的任务是与三大运动相结合，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人士等参加三大运动和适当工作，在运动中使他们受到教育，并经过运动，推动和扩大统一战线。

会后，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各地组织包括民主党派成员、科学工作者、文艺界、工商界和宗教界在内的各界大批人士参加和参观三大运动。到1952年春季，仅北京、天津两市就有各界人士7000多人参加，使许多以前心存疑虑和游离态度的人转为信任和拥护。有人说，过去只有地主的感情，这次看了土改，听了农民的诉苦，才有了农民的感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三大运动的考验和锻炼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大运动的胜利完成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重要保障。